出租车车司机送产妇闯红灯，从根本上来说，其实是一个法与情（理）发生矛盾的问题。我们不妨先来假设，这位司机因怕受处罚而没有闯红灯。那么司机或规矩地等红灯，或如交通执法人员建议的“喊急救车”、“打122向民警求助”。这些做法当然是对的，但极有可能因此而延误时间，使无辜的生命受到伤害。事实上，类似法与情（理）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着。比较典型的有这样两个事例。其一是，2000年8月，一辆拉着临产孕妇的面包车，在紧急赶往医院途中，因遭遇稽查误了时间，孕妇没能活下来。执法者则振振有词说他们是在执法。之后几年中狼富，类似事情发生过几起。其二是，前不久，一位内急的马大娘欲借临街单位的厕所被拒，以致她当街尿裤。拒绝借给马大娘厕所的人说，他们有制度规定，外部人不得借用内部厕所。 在一般意义上，我们说执法不能讲情（理），这是很对的，不这样做不足以保证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但法与情（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人性、爱心等等，也就是执法首先要体现一般意义上的人性和对生命的关怀。执法的最高境界，其实不是显示法的冷酷无情，而是实现情（理）与法的高度统一，也就是合情合理又合法。如果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常常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比如上述两个事例，其执法不仅失去了“法”的本质意义，也因此受到舆论的一致批评。 选择了裕眨玻情（理）而放弃了法，法对这种行为的处罚往往也要看这个情（理）是“私”的还是“公”的。无论是执法还是违法，徇“私”情（理），人所共愤。不讲“公”情（理），人们同样反对。如果这位司机闯红灯只是为了想早点回家，这就是“私”情（理），照章处罚无疑。但他是为了赢得时间，解除孕妇母子生命危险，则是一般意义上的“公”情（理）。这种“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公”情（理），也正是《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目的之一。因而，从目的和后果来看，这位司机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一则没有造成损失后果，二则为了“公”情（理），是值得原谅的。如此，在处罚的问题上我们应当慎重，不能为了执法而不讲“公”情（理）。 对司机照章处罚，交通队的确是有权这样做，但既体现不了法的人性一面和人文关怀，又违背了人们公认的“公”情（理），还将造成这样一个后果。这就是，无论你是什么紧急情况，司机等都得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你有生命之虞，也不关我的事。这就少了些和谐，多了些冷漠。这是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本人以为，对这类事情的最好处理办法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只要司机有充分证据证明他是送产妇才闯红灯的，可酌情从轻或不予处罚，但要对其批评教育，把理说透。这样，既不会助长闯红灯的风气，也会培养公民的责任感和爱心。北堡“急他人所急，想他人所想”，为我们这个社会大家庭和谐与温暖贡献一份力量。 不知对你是否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