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介于秦汉和隋唐两次长期大统一之间的一个动荡时期。我们只要读一读《资治通鉴》有关这一段的记载，就能清楚地看到：在这三百几十年之中，战争连绵不断，朝代更替频繁，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若干政权并立的局面下。虽然其间也有过短暂的统一，某些地区曾经得到相对的安定，但从总体上说，把它作为乱世来看待，...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时期简直漆黑一团，中国历史到此陷于停滞，甚至处于倒退的困境，却是完全错误的。
在这里，首先应该研究的是，怎样正确认识中国封建时代统一和分裂的关系。既然是封建社会，就存在着封建割据的因素。豪强地主的大土地占有制是割据势力的经济基础；民族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可能导致割据局面的产生。因此，尽管秦朝已经完成了统一，继起的两汉，维持统一大约有四百年之久，终究不能避免分裂的重新出现。然而，如所周知，统一毕竟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即使是在封建时代，中华民族始终具有强烈要求“大一统”的传统。随着时间的转移，统一的势力势必战胜分裂的势力。各族人民总会在斗争中趋于融合。正是这种融合的趋势，为比以往更加恢宏的统一积蓄了力量。拿这个观点去观察从汉末到隋初的历史，应该把三国两晋南北朝视为中国封建社会向着统一局面比秦汉更加宏大的隋唐转进的重要阶段。
其次，还需进一步研究，在这个战乱纷繁的时期，社会经济难道还能有所发展吗？这要深入考察一下当时的历史实际。最近几十年出版的任何一部著名的“中国通史”都列举大量的史料告诉我们，这三四百年间，南方经济是有非常显著的发展的。问题在于如何估价当时北方各地的经济情况。
北方社会经济，从东汉末年开始，经历了破坏——恢复——再破坏——再恢复的几次起落。其中，西晋末年和十六国时期，破坏非常严重；而从北魏统一北方以后，特别是魏孝文帝改革之后的这一段恢复时期，又最值得注意。有必要把这次破坏和恢复作一番粗略的分析。
八王之乱，继之以流民起义和长时期的若干民族政权的并列，战争频仍，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十分残酷，加上各族间存在着社会发展阶段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差距，使得北方的农业和手工业遭到极大的破坏，有些地区甚至连续经受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社会秩序得到相对的安定，生产就有恢复和发展的可能。这是因为：
（一）尽管人口大量减少，毕竟还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除汉族劳动人民具有传统的生产经验之外，氐族、羌族和部分鲜卑族至迟在西晋时就已经营农业。建立割据政权的各族统治者，能够重视农桑的，也不乏其人。突出的人物主要有慕容廆、苻坚、姚兴等，他们都有“劝课农桑”的政绩。
（二）在中原地区烽火不绝的岁月中，不少汉族人民带着先进的生产技术一批批由内地移居于比较安定的边郡；各族统治者又掳掠、驱使大量的劳动力和有专门技术的工匠，到劳动力特别缺乏的地区去开垦荒田，开发资源，从事各种劳动；辽河流域、河西走廊等原来土旷人稀的地区，生产因而有所提高。
（三）当时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的森林虽然砍伐殆尽，山地森林还十分茂盛；水土流失没有后世那么严重，见于《水经注》的大小湖泊达一百三十多个；后世逐渐淤塞的不少河流，那时都还可以通运。这对农田灌溉和交通运输都起着重要作用；从自然环境来看，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条件还是较好的。
恩格斯说：政治权力可以“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起作用”，也可以“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2页）而“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同上第519页）。这是因为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总是处在不断地发展的过程中，总是处在不断的量变的过程中。尽管北方各族所建立的政权，都曾同经济发展处于对立的地位，生产终究要在迂回曲折的道路上缓慢地发展的。这可以拿冶炼技术的提高过程来予以说明。十六国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各族统治者都力求铁制兵器的精益求精，虽然一般生产工具的铸造几乎陷于停顿状态，炼钢技术却得到了改进。五世纪初，比干阿利督造的百炼钢刀及其他五兵之器，号称“精锐尤甚”。北魏统一北方后，社会秩序逐渐安定下来，于是“铸铁为农具，在所有之”（《魏书·食货志》）。有些曾经少铁的地方，也设置了“铁官”。魏孝文帝时“西至长安，东尽即墨，营造器甲，必尽坚精”。在兵器制造水平提高的同时，农具和其他铁制工具的质量也有提高。这对生产领域的各个门类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