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中，流放是十分独特的政治现象，被统治者自诩为一种仁慈的刑罚。所谓“不忍刑杀，流之远方”（《大清律例·名例律上》），从而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仁政和慎刑。但为了使流放刑起到降死一等重刑的作用，历代统治者煞费苦心的变换流放的方式，创造了花样翻新的流放形式。与此同时，历代统治者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对于流放地点的选择也费尽心机，西北绝域、西南烟瘴和东北苦寒之地以及一些海岛都先后成为过流放地，形成了历代不同的流放标准，造就了诸多著名的流人聚居处。这些地方也因为有了流人的开发，呈现了生机和活力。 在中国古代舜帝时就有“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马雚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第一》）的记载。这里的“幽陵”或作“幽州”，在今北京地区；崇山，一般认为在今湘西；三危，在今甘肃敦煌；羽山在今苏鲁交界处。这四个地方，被认为是当时天下的“四极”，也就是最偏远的地方，所以《左传》记载这件事说是将共工等“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显然舜帝把“四凶”流放于国家的四极边远，以使他们与中国有所区别。 之后，流放地点，各朝代因时而异，一般是在势力范围之内就远就偏。只是上古时期的流放往往把流放者放逐出统治区域之外，并没有等差的区别，这也是上古的流放与后世流放的一个重要区别。虽然《舜典》也有：“五流各有所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也。惟明克或允。”显然是把流放以流放地点的远近分为三个等级，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流刑真正的分级还要等到“流入五刑”成为正刑之后。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