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用及影响如下： 自1840 年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撞开了中国的大门，在领事裁判权的庇护下，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的种种限制被逐步解除，他们在传播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随之改变。外国政府以英国为代表，把海外传教事业与海外殖民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借助传教士这种改变人们思想信仰的工作性质，用以宣扬西方社会的观念，实行思想征服，向中国人民进行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因此传教士们受国家所托，为了在华发展传媒事业，更好地制造对华奴化思想舆论，他们在中囯的办报活动由华南沿海逐渐扩展到华中、华东和华北。在19 世纪 40 到 90 年代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他们先后创办了近 170 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 %，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创办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的新闻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方列强之所以将发展在华传媒事业作为文化侵略的途径，是基于他们认为只要控制住在中国出版的“主要的报纸”和“主要的杂志”司荒，“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李提摩太：《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他们认为要毒化、奴化中国人民的思想，办医院、办学校、办教堂固然重要，但是收效仍嫌太慢。“我们还有一个办法，一个更迅速的办竖药法，这就是出版书报的办法”（玛·布朗宜：《没有更迅速的道路》）。因为，“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李提摩太：《给英驻上海领 事白利兰的信》）。因此他们很重视书报出版工作，尤其重视报刊的出版工作。他们在办报上投入了很大的力量。1860 年外国教会和外籍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达到 32 家，比鸦片战争以前增加了一倍。1890 年发展到76 家，比1860 年又增加了一倍。这些报刊和同时期以教会名义编印出版的一千多种中文书籍，形成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毒化和奴化中国人民思想的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此时不难得出传教士所办报刊已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传教工具”，甚至是“侵略工具”。而传教士们有的也成为了列强的探子，利用特殊身份进行间谍活动，并强行推行基督教，与中国百姓发生冲突，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综上所述，传教士早期在中国的传播活动是积极的。他们在传扬宗教的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和信息，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促进了教育事业和报刊事业的发展，在客观上对长期处于封建文化禁锢下的中国民众来说，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对中国的历史苦然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后期传教士的宗教色彩趋渐淡薄，而政治、经济色彩则日渐深厚，殖民色彩也日益浓厚，沦为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帮凶，共同实行文化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