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奶粉事件，随着国家行政机器的强力介入，已经真相大白，相关问责和处理工作料将持续而严肃地迅速推进。
在三鹿之后，又有数十家奶粉品牌因程度不同地含有三聚氰胺而被“点名”、封杀。
当所有的媒体对三鹿、对不法厂商口诛笔伐的时候，公众也在不断追问：在频频发生食品公共安全事故背后，谁该担当责任？如何才能...吃得安全、活得安全？
其实，我们在以旁观者的心态追问别人这一切的背后，或许忽略了一个应该被追问的对象，那就是“我自己”。
是的，在我们不断追问奶粉怎么啦？食品怎么啦？监管部门怎么啦？中国怎么啦？世界怎么啦？那些没有良心的造假者怎么啦……追问这一切的同时，是否还有必要追问一句：我怎么啦？我们怎么啦？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的是关于母爱的自我拷问。
在奶粉事件的背后，相当一些具备母乳喂养条件的母亲，在铺天盖地的“母乳喂养好”的宣传浪潮中，为了很多这样那样的理由，却依然选择了让孩子喝奶粉。最终，碰上了“大头娃娃奶粉”、“肾结石奶粉”……在谴责造假者的同时，我们是否自我反思过：人类文明不断进化，可那份最原始最亲切的母爱呢，是否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喝不到喝不足“妈妈的奶”的现实背景下，母爱在悄然退化？
每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喝母乳，应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最自然的“人权”和母爱享受。可是，很多妈妈却做不到这一点，无情地剥夺了孩子的这项权利。对此，有网友甚至尖锐地反问：“女人的奶，孩子吃不到，难道正在沦为女人的饰物和男人的玩物？”
伪劣奶粉伤害了孩子，也在拷问我们：这背后，是否也一点点有母爱退化的因素？
同时，我们还需要对人性进行自我反思。
社会学一个最浅显最基本的逻辑就是：社会是由一个个自然人组成的，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从理论上讲，一切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的出现，其背后均可以找到人性卑劣的影子。
从齐二药假药事件，到凤凰大桥的垮塌，从山西溃坝灾难，到三鹿奶粉事件，无不可以看见人性卑劣的痕迹。以三鹿奶粉造假事件为例，首先是源自原奶供应商出于私人利益非法最大化的掺假，然后是企业出于集体利益的不负责任、草菅人命。
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政府对社会负有当然的法定管理责任。而从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出现的概率来分析，公共管理必定会有盲点和死角，任何一个政府管治下的社会，都会程度不同、频次地出现这样那样的危机和问题。
那么，靠什么来维系一个具有最大安全系数的和谐社会呢？答案是：除了政府有力的监管，就是人性的善良回归和道德约束。
谴责三鹿事件责任者的同时，我们是否更加需要从人性的角度扪心自问：生活中，我们每个人自己，是不是一个基于某种利益的造假者呢？
为了全勤奖，或许我们有过找人代打卡的“造假”；为了毕业，或许我们有过悄悄抄袭某段论文的“造假”；为了成交，或许我们有过给客户浮夸产品功能的“造假 ”；为了升职，或许我们有过虚报自我业绩的“造假”；甚至，为了一次说不清道不明的美丽约会，或许我们有过以“善意的谎言”敷衍另一半的“造假”……
如果上面类似的种种“造假”你曾有过，那么，谁又敢保证，假如你就是那个“三鹿”的原奶供应者，某一天，基于利益或出于无知，你就不会往里面掺杂三聚氰胺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原奶供应者掺杂三聚氰胺，与我们每个人的某一次造假，其人性的虚伪和退化，是等距离、同性质的，不同的，只是后果。
这样看来，假如我们只知道谴责别人，而尚未学会反思与律己，那么，就没有谁能够确保“三鹿事件”以及类似悲剧不再重演。因为，人奶少了，牛奶无奈替代；人性善良缺失，虚伪与险恶必定丛生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