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的作者是美籍华人，导演也是美籍华人，受众则主要是西方的观众。当我们在观看《喜福会》的时候会有一丝的陌生感，但这就是华裔印象中的中国也是西方人观念中的中国。他们通过这些作品认识中国，通过这些作品接纳中国的移民，而作为另一观众群体的我们则从另一个视角，从海外的视角反观我们的国家和文化。

管中窥豹，从《喜福会》这部电影我们会看到他们（作家、导演）在两层文化中的摇摆，并将这种不安和疑惑投射在自己的创作人物身上；我们还能从他们的视角中看到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我们还能看到的是他们镜头下人物的救赎与回归。

一.文化困境与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既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交织着主体与文化、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又在认同过程中获得相对的稳定性和特征，使主体的存在和我们对文化主体的认知成为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身份认同便是个体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

在《喜福会》中，身份认同的谜题落在两代人的身上，其中不乏出现矛盾与冲突。于母亲一辈而言，更多的在主动接纳；对于女儿一辈，则是被动接受。

（一）摇摆在两个世界边缘的母亲一辈


作为第一代移民，母亲们在来到美国之前都是受过不同程度的苦难。她们是经历过悲剧、战争、压迫的人，她们是经历过挣扎、抗争的人。她们深陷泥潭时最渴望的是和从前完全割裂的生活，她们想要逃离从前的桎梏，她们想要脱离男权社会，想要成为自尊的女性，想永远不被丈夫、父亲摆布。于是她们来到了另一片土地，她们怀揣强烈的，改变命运的愿望，她们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她们开始改变，开始改变曾今的自己。

母亲们艰难地适应新的环境，学习一门陌生的语言，去放弃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模式，一举一动去模仿身边的美国人，她们为了融合，加入了教会，她们有了新的信仰。然而，她们还是脱离不了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和文化习惯，她们“永远”不能与主流文化融为一体。她们即便说着英语，即便打扮得像个美国人，但是在旁人看来，她们仍然是中国人，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她们脱离不了的是中国人的思维，那仿佛是一个牢笼，将她们禁锢住。她们在教育子女的时候，仍然是中国的传统教育模式；她们作为妻子，仍然是温柔顺和的；她们仍然会自然而然地以自己的厨艺、女红为荣；她们在语言和表达上，仍热有中国式的含蓄和谦逊；更重要的，她们仍然会将自己的孩子作为自己的最大价值体现。

也正因为母亲一辈是“半路出家”的，她们终其一生都在两种文化中摇摆游移，脱离了祖国，又不能跨越文化的鸿沟真正地融入。她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她们住在唐人街，建立了喜福会，她们做中餐、打麻将，穿旗袍，戴上中式传统的首饰……她们期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让自己找到一种归属，将自己从异文化中短暂抽离，获取片刻心灵的安宁和慰藉。

（二）游离在两种文化中的女儿一辈


《喜福会》中，第一代移民与原住民的碰撞已经过去不表，文化的冲突升级为两代人的误解和抱怨。四对母女，八个故事，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在华人社会里又引起了冲突和撞击。

《喜福会》里的女儿们，从小接受的是西方教育，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对于汉语和汉字，认得极少。她们会产生身份认同的障碍，她们到底是属于什么世界？属于哪一个国家？一方面，她们的父母有中国的记忆，继承了中国古老的文化的积淀，有着古老的文化传统，对自己的祖国有着特别的深情；而女儿们，则对那个遥远的国度一无所知，只是从书本里，从电视里，从父母的口中得知那个国家。他们自己对自己的“根”，没有一点儿概念。

琼的妈妈希望她能够成为一个小天才，从小开始钢琴训练，从小开始对她各方面的教育，而琼认为自己的兴趣才是最重要的，母亲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在她的身上，自己不是母亲的附庸和奴隶，她也不是另一个母亲。母亲素媛说：“有两种女儿，乖乖听话的或者遵从自己内心的，只有一种女儿能留在这个家里，那就是乖乖听话的。”琼拒绝了，她哭喊着说，“你不能逼迫我，我不是你的奴隶，这里不是中国。”一语激怒妈妈素媛。然而琼之后的成长经历便是一直拒绝完全中式教育，又不能完全投入西方世界中，二十年过去，几乎碌碌无为。直到了母亲去世之前的一次谈话，才真正让琼找到了自己。琼的妈妈素媛发现自己的孩子陷入了对自己的深深的怀疑，而此时，她对孩子的希望已经转变成希望琼能够找到自己，能够找到自己的风格，成全自己。那只天鹅羽毛，也许就和它的英文读音一样（swan），代表的是希望。母亲是永远对自己的孩子怀有希望的。

薇莉是象棋天才，但当她得到冠军之后，发现母亲处处炫耀，为此她感到羞愧，从而和母亲爆发了强烈的冲突。这一件小事也导致她和母亲二十年来的嫌隙。母亲成为她生命中的掌控者，她只能活在母亲的眼光里，处处想讨母亲的欢心，但又总也不能让母亲满意，母亲林多总是一副不悲不喜，不冷不热的面孔，薇莉一直想要挣脱母亲的掌控，却偏偏总是活在母亲的阴影下。薇莉的第一次婚姻是为了讨好母亲而选择了母亲喜欢的中国女婿，最后以失败告终。之后薇莉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一个外国人恋爱同居，但从母亲的冷漠上她又一次受伤。最后，母亲林多想起了自己的母亲，那个教她顺从的母亲。林多发现自己做的得太过了，她不愿意顺从，就完全倒向另一边，变得坚硬、倔强，时刻抗争，甚至面对自己的女儿的时候，也不肯妥协，仍然是抗争的。

莺莺的女儿李娜和安美的女儿露丝更是如此。她们似乎是新一代的美国人，但是骨子里却仍然表现的像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她们身上仍然是顺从丈夫的妻子形象，仍然是没有任何自我认知，自由意志的“中国女人”。露丝的妈妈安美在影片中说：“我们宛如上楼梯，一步又 一步，或上或下，永远重复着相同的命运。”女儿们自此才开始觉醒，她们就是她们，她们不必要活在自己母亲的阴影中，她们不必要活在文化的窠臼里，她们对自己的认知是美国人，则就应该在两种文化中找到平衡点。女儿们到最后才发现，她们所需取舍的重点，在于她们是否应该更尊崇自己的内心，更加注重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在爱别人的时候，丢掉了自己。

母女之间代沟和隔阂冲突，母体文化和异质文化相遇产生的东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以及华裔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艰难求索，这一主题则是《喜福会》中所要着重表达的。而对于移民的后代而言，他们对中美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十分敏感，他们生活在尴尬的阴影里，中国文化和西式教育同时牵绊着他们，迷惑着他们，让他们找不到前行的路，与他们的父母不同，他们要面对的是来自两种对抗文化的要求，他们必须在中国式和美国式之间做出抉择，即使无可奈何，即使茫然困惑，也必须这样，才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确定自己的位置。

二. 刻板印象里的中国

在观看《喜福会》的过程中，都有一种感觉——他们所表现的真的是中国吗？那些有关于中国的东西，在他们镜头下神乎其神，却甚是可笑，他们镜头下的那些中国人看上去愚蠢而不自知，还有那些中国元素，似乎也是在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氛，在我们看来完全不是真实的，而外国人则深信不疑。他们写的大多都迎合了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

在《喜福会》里，安美的妈妈为了挽救病入膏肓的母亲，用刀剜了手臂上的肉煮在汤里，因为这样就可以挽回妈妈的性命，这是割骨疗亲。这种行为，即为是荒唐的，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是有出现的可能性的。但是让人觉得哭笑不得的是，电影中拍摄的那些，除了主角之外的人物都无比愚蠢，以至于让那些外国人依旧以为现在的中国仍然是这样迷信而可怕。安美的父亲和林多丈夫的老祖宗仙逝之后的画像都会摆在堂中，被供起来，这些画像成了令人生惧的事物，似乎是代表着冥冥中不可控制的力量，威严而可怕。其他有如童养媳的习俗，莺莺以夫为纲的观念和安美母亲作为小妾的故事里，都迎合了西方对于东方的想象，而非真正的样子。在电影《喜福会》中能清晰看到这样的处理，把古老的中国描绘成奇异而愚昧的世界。在电影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中国，而是一个被想象构建出来的地方。一些迷信的说法仍然存在，荒唐的事情仍然存在，毛骨悚然的事情仍然存在。那些属于“中国”的文化越是光怪陆离，越是离奇可怖，属于创造者的文化身份认同就越确信——他们的角度，是一个外来者，是旁观者，是海外的视角。

除去那些“看上去很假”的印象外，还有许多中国元素是不得不去注意的：


《喜福会》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要数麻将。“喜福会”是一个麻将会的名称，从抗战的时候就发起成立。聚会上的女宾们一边打麻将，一边讲有趣的故事，她们在麻将桌上，表达她们对生活的期望和希冀。对母亲们而言，喜福会和打麻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是她们的乡愁。而她们的女儿们却不懂为什么，她们只觉得这像是一个奇怪的聚会，一个组织，甚至像是一个党派。而最后，吴精妹开始代替母亲坐在麻将桌前听其他三位阿姨絮絮叨叨，才开始理解母亲，在闲言碎语中重新认识母亲。麻将桌像是一个纽带，连接着东方和西方，连接着母亲和女儿，坐在麻将桌前的吴精妹才开始真正认识自己。

中国菜在《喜福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传统女人们的角色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准备饭菜食物。美国餐桌上来自中国的食物连接着过去和现在，林多阿姨在当童养媳的时候时刻想着怎么做出新奇好吃的饭菜，让自己的日子好过一点，到了美国，她依然做得了一手好菜，期间也满是回忆。薇莉带外国男友见父母的时候，再三叮嘱里奇要夸奖母亲的饭菜，要会尝出中国饭菜的好味道。然而里奇到底是个美国人，把美国人的习惯带进一个中国家庭，中国人习惯在饭桌上去品评一个人的修养人品，而里奇的表现糟透了。最后林多阿姨还是接受了这个外国女婿，即使他不怎么会用筷子，拒绝绿色蔬菜，嫌林多阿姨的菜太淡，但整个过程是一个互相包容，互相和解的过程，最终东西方文化会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和谐而美好。

华裔作家在写作的时候目的应是在西方的世界里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努力地想得到西方世界的承认，得到西方读者的认同，至于故事是不是真的这样，至于历史是不是真的这样发生，至于风俗的方式是不是这样安排，他们不介意，他们不介意真伪。因而华裔剧作家赵健秀曾声色俱厉痛批汤亭亭、谭恩美等人是“伪”华裔作家，指责她们任意篡改和歪曲中国文化以迎合白人口味。他百折不挠地对白人霸权提出批评，为亚裔美国人的身份和地位进行辩护，力图去写作真实的中国，但是他的作品中却也不可避免地落入窠臼。

三.救赎与回归

萨义德在《东方学》里有一个观点，即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力统治和不同程度的复杂的霸权关系。移民西方的中国人是寄宿的人，是没有话语权的人，在异国他乡，默默闯荡的人。那些海外华裔作家创作时描写的中国，所设置的人物形象都是扁平的人物——中国人要么是柔弱的，等待着救援的善者，如《喜福会》的四对母女；或者是邪恶的，残暴的恶人，如傅满洲。陈查理作为一个聪明，智慧，冷静的正面的华人形象，在当时虽然受到追捧，但在那个时候却是孤零零的，因为大部分的华人都是好吃懒做，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