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的上海到处充斥着奢靡和沦落的味道，数不清的弄堂在这里血管一样蔓延，在这些又黑又深的弄堂之中，有一个响当当的“会乐里”，是解放前上海滩有名的烟花巷子。有一位来自会乐里的青楼女子凭借天赋与努力，改变了自身的命运，成为中国默片时代鼎盛时期的电影明星，她的名字叫宣景琳。

1926年，宣景琳与杨耐梅、张织云、王汉伦一起被评为四大女明星。与其他三人相比，她戏路宽广，既能演刻薄的反派角色，也能演贤妻良母。

宣景琳祖籍苏州，1907年出生在上海一个贫寒家庭，家中一共有兄弟姐妹5人，宣景琳是最小的孩们团常子。

家里原本靠父亲卖报为生，收入微薄，一家七口的生活就全靠父亲的报摊苦苦支撑。父亲由于劳累过度病倒了，在宣景琳只有4个月大时就去世了。外婆说景琳命硬，给家里带来厄运，要把她送人，母亲苦苦哀求才作罢。

母亲独自打工养活5个儿女，这样穷困的家庭无法使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宣景琳9岁的时候在一家私塾里念过4个月的书，因为经常跟男生吵架，先生用红木戒尺打她的手心，她一赌气不念了。

后来母亲又把她送进慕尔堂，这是一所免费的教会学校。同学们经常欺负她，说她出身不好，宣景琳再次辍学。残酷的现实并没有覆灭小女孩的梦想，宣景琳有个舅舅在笑舞台管账目，宣景琳去笑舞台看新剧不花钱，成为那里的常客。回家之后，她就把刚才的戏形神兼备地表演出来，她一学就会的天赋让街坊四邻都赞不绝口。

宣景琳后来在邻居开的京剧班学戏，因勤奋刻苦，很快就登台演出，这为她日后成为电影演员奠定了基础。

14岁那年，母亲去世，哥哥患了重病，看着无人安葬的母亲和积劳成疾的哥哥，宣景琳为了让母亲入土为安，哥哥有钱治病，借了高利贷无力偿还，被迫以100元的身价卖给会乐里妓院，从此沦落青楼。在那里，她的名字叫金玲。

有一天金玲 “出堂差”——就是被请到外面给客人唱戏陪酒，消遣解闷。这些人都是经常出入娱乐场所的花花公子，都是吃喝嫖赌的行家里手。他们跟金玲打情骂俏，肆无忌惮。然而，其中的一位先生却显得有些局促不安，甚至面露窘色。

这位先生姓王，刚刚二十出头，仪表堂堂，温文尔雅。其父早年是上海光复的革命先驱，现在是闻名遐迩的佛像画家，家私万贯。王先生在家排行第六，人们都习惯叫他“六少爷”。六少爷从英国学习洋行管理归来后，在一家洋行工作。他做事勤勤恳恳又管理有方，不到一年就被提升为洋行买办。

六少爷过去很少出入娱乐场所，现在由于工作关系，不得不参加应酬，但他仍旧保持着与生俱来的朴实。在这种场浅狗合，他言谈举止的木讷正反映出他为人正派，洁身自好。他与金玲比肩而坐，却没有过多的言谈，只是很礼貌地跟她寒暄问好，这更让金玲对他另眼相看。金玲已经被眼前的这位与众不同的先生深深吸引住了。

与此同时，六少爷也在惊叹这位落落大方，俊俏秀丽的姑娘，虽是青楼女子，却没有前者的阿谀谄媚。而一曲《玉堂春》她唱得感同身受，凄楚可怜，更让六少爷对金玲萌生了爱怜之心。

就这样，这次出人意料的相遇成全了金玲一生最美丽的邂逅。他们会一同去看电影，或者去新世界游乐场。两人为了避人耳目，总是分别进场，并保持一定距离，能彼此看到就好。只有待到四周没有人时，他们才略略亲近。这样的关系虽然暧昧，但二人还是觉得有滋有味。

然而，一个是戏子出身的妓女，一个是大富之家的少爷，两人之间的差距是天壤之别，遮遮掩掩的生活渐渐成为了他们情感的牢狱，金玲渴望有一天能与他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金玲为了跟有情人终成眷属，必须自己赎身。一年过去了，她省吃俭用的钱跟巨额的赎身费相比，仍然少得可怜。与此同时，六少爷的父母正在忙着替儿子相亲，金玲心中说不出的疼痛，但也无可奈何。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命运的眷顾如期而至。

金玲认识了新世界游乐场老板的女儿经小姐，两人关系不错，经小姐经常邀请她去新世界骑驴和溜冰，还给她照相。

1925年某一天，明星电影公司的导演张石川在亲戚经家看见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个年轻女子骑驴巧笑，岁数不大，眉宇间有几分老成，仿佛有一些经历。

这照片给张石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经小姐正做着明星梦，每次见到张导演都说想去摄影棚玩，张石川让经小姐去试镜，并让她把照片上那个女朋友一起带去。

试镜那天，金玲跟着经小姐来到了明星公司。张石川源征觉得金玲很秀气，就是嘴巴有点瘪，他忍不住喊她“瘪嘴姑娘”，好在金玲一点不娇气，所以并不动气。导演让她们演了一个片段，经小姐扮演一个失恋的女子，伤心哭泣，金玲扮演她的好朋友，劝她不要哭。试镜完毕，她们就回家了，金玲并没把这个事情记在心上。

过了几天，金玲忽然接到一份邀请函，请她在电影《最后的良心》中扮演一个角色。于是，她再次见到了张石川，张石川让她站到水银灯下，嘱咐她不要紧张，只管按照他的话去演即可。

《最后的良心》安排给金玲的角色，是一个骄奢淫逸的反派。当时编剧郑正秋对她不大放心，问她能演吗？实际上，这类女人她平时生活里见得多了，她模仿着印象中那些争风吃醋的泼辣女人的样子，瘪着嘴巴将人物刻薄的性格塑造得活灵活现，让片场的工作人员都连连叫好。

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金玲的心态只当是去玩一把，也没和张石川谈报酬，张开给她一百元大洋，当车马费。更出乎她意料的是，电影拍完，张石川提出要和她签合约，正式邀请她参加明星公司。

论容貌，她没有杨耐梅那样的天香国色，但论演技，她会让当时所有的大明星都黯然失色。张石川慧眼识珠，他一眼认定宣景琳身上埋藏着巨大的表演潜力。

那时候女演员都有较好的出身，受过中等以上教育，妓女从影的事例很少。她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担心身份被察觉，遭到排斥和拒绝；另一方面，如果风声传到会乐里，这事也肯定泡汤。可是她实在不愿错过这个机会，希望通过拍戏，尽快挣到足够的钱赎身脱离泥潭。

在当时，拍电影很挣钱，一部戏下来就能赚到三四百块，只要她拍摄五六部电影，就能攒够赎身钱了。而且到那个时候，自己不但恢复了清白身份，没准还能成为电影明星。影星属于社会名流，王家该不会再认为自己身份卑贱了吧。

她把自己的终身幸福都寄托在拍电影上，在她看来，拍电影的真正意义就是能够赎身，跟六少爷白头偕老。但同时，她私自拍电影的事情绝对不能让妓院的人知道，尤其是老鸨，一旦知道自己在外面挣外快，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金玲请求影片不要写她的名字，编剧郑正秋用了“金玲”的谐音，改名为“景琳”。她想到原来有个姓宣的朋友远嫁法国，就改姓宣。从那以后，这个在“会乐里”号称“小金牡丹”的姑娘，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宣景琳。

第一天拍戏，当她从化妆间里走出来的时候，张石川对眼前的这个“尖嘴姑娘”的造型非常满意，尤其是她的一张尖小细薄的嘴，一看就是个尖酸刻薄的女人。

正式开拍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第一次面对炭精灯的姑娘，表演起来游刃有余，一气呵成，那逼真程度让在场的演员导演瞠目结舌。到导演喊“停”的时候，大家静场了几秒后，开始交口称赞。

宣景琳不到一个星期就完成了她平生的第一部电影《最后之良心》。在片中她虽然只是个配角，但演绎水准却非主角演员所能及，因此这部电影在放映时，将宣景琳的名字挂了头牌。

宣景琳把拍戏得来的收入藏在床下的铁皮箱里，有一天她回到自己房里发现铁皮箱被人撬开，箱内的六十元钱不翼而飞，正在发慌时，老鸨闯进来搜出宣景琳身上的四十元钱，破口大骂：“你瞒着我在外面赚钱，全部没收，以后不许拍电影了！”宣景琳瘫倒在地，她的心血打水漂了，什么时候才能跳出火坑！

宣景琳趁人不备逃出妓院，告诉郑正秋她以后不能拍电影了，她赎身的梦想破灭了。张石川与郑正秋听了都很气愤，当下决定由明星公司出钱帮她赎身，电影公司为宣景琳向老鸨一次性支付了两千大洋，宣景琳将妓院给她的衣服首饰全部交还，只穿一件布衫。回到明星公司她见到郑正秋跪下叩头，从此她成为职业电影演员，清白做人了。

宣景琳获得了人身自由，又有了“电影明星”的身份，六少爷名正言顺地向父母提出迎娶宣景琳，可是王父说王家永远不会要一个卑贱出身的女人做儿媳。宣景琳心灰意冷，决定等把明星公司的片约履行完，把赎身的钱还上之后，就出家为尼。

郑正秋听说后，独自登门拜访王家，担保宣景琳的才貌人品，表示要做这个媒。

郑正秋是电影界泰斗级人物，同样身为社会名流的王家老先生，不好驳他的面子。在郑正秋等人的坚持和调停下，王家勉强应允了这门亲事，但是他表示王家既不会出席婚礼，也不会让宣景琳踏进王家大门。

1925年秋，宣景琳和六少爷在国际饭店举办了一个隆重而盛大的婚宴，有情人终成眷属。

郑正秋不仅在个人问题上对她有恩，还拍了和她的经历相似的电影《上海一妇人》，讲的就是一个农村女孩子被骗到上海，误入歧途当妓女，过着放荡而辛酸的生活。宣景琳在接戏前还犹豫再三，担心自己的形象会招致麻烦，影响自己与六少爷的婚姻。但后来她还是决定由自己来饰演这个不幸的姑娘，将一个妓女凄怆悲苦的一生再现于银幕之上。

《上海一妇人》一经上映，就立刻引起轰动。这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反映妓女题材的电影，让一个从前的青楼女子一跃成为大上海的一颗最耀眼的明星。

婚后宣景琳仍然在明星公司拍戏，并以酬金逐步偿还公司所付的两千元赎身费。她虽然离开了会乐里，但是丈夫仍然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压力，他生怕妻子婚后有一丝一毫不本分的言行举止，这样一来，不仅家里人会骂他辱没门风，也会让他在同僚面前抬不起头来。于是，他总是暗中提醒妻子要检点自重，安分守己。

为了不让他在家人朋友面前蒙羞，宣景琳在家的时候几乎足不出户，更不随便跟街坊四邻搭讪闲聊。在片场时她除了跟张石川、郑正秋礼貌地打声招呼外，对于其他一般的同事，她只是点头而过，不再多说一句。拍戏结束，她第一个跨出公司大门，按时回家。

不久，宣景琳接拍了一部电影《可怜的闺女》，内容是一个富家女遭拆白党诱骗，又被其情妇搭救的感人故事，在这部电影中，宣景琳就扮演那个拆白党的情妇。她因扮演了拆白党的情妇而遭到王家上下的一致谴责，说她有辱门风。丈夫也因为她的缘故，在洋行中不被重用，遭人奚落。丈夫劝她放弃表演，但宣景琳要报答明星公司的恩情，不肯放弃演戏，他们的感情一度岌岌可危。

不过，经过了这件事，她开始有意地挑选剧本和角色，凡是会影响夫妻感情的电影她都不接了，不再演所谓的“坏女人”。

平时，六少爷的家人朋友总在一旁挑拨。母亲对宣景琳过去的妓女身份会不会对生育有影响妄加猜测，还时刻提醒儿子当心不要被这种女人欺骗；朋友们则更“热衷”于谈论关于宣景琳在片场的风言风语。六少爷将信将疑，出于关心，他会经常去片场“探班”。

有一天，宣景琳因为拍摄《少奶奶的扇子》而不慎扭伤了脚趾，在化妆间休息。这时，当红小生朱飞游手好闲地晃了进来，看见她脚趾受伤，就嬉皮笑脸地凑上前去给她按摩。朱飞生性轻佻，油嘴滑舌，喜欢有事没事地跟女演员开开这样的玩笑。

正当他有说有笑地给宣景琳按摩的时候，六少爷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化妆间的门口。他的突然来访让所有的人猝不及防，宣景琳刚要开口解释，六少爷气哼哼地摔门而去。

宣景琳到家之后向丈夫澄清，丈夫先劈头盖脸地骂她“贱货”，厉声警告宣景琳如果再敢出门，就跟她一刀两断。

第二天张石川亲自带着朱飞前来负荆请罪，当着六少爷的面，张石川严厉斥责了朱飞，还向六少爷保证以后绝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六少爷见状，碍于面子，也就没再追究，勉强同意让宣景琳重返片场。

但是对于这件事情，他始终没有真正释怀，妻子和其他男子在化妆间“亲热”的一幕，成了永远困扰他的噩梦，浮现在眼前久久不去。

这场风波过后，宣景琳做事比过去更为谨慎小心，处处担心丈夫会多想。在外她更加封闭自守，回到家中，对丈夫更加温柔体贴。但是尽管如此，她却发现丈夫对待自己的态度越来越冷淡，对她不理不睬，处处回避。

开始时宣景琳以为丈夫是因为那场误会耿耿于怀，后来她慢慢意识到那场误会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两人真正的问题，在于丈夫生长在那样一个注重门风和满脑子封建思想的大家族，对她始终抱有成见。宣景琳恍然懂得什么叫“门当户对”，自己终究还是没能逃过这千古不变的“法则”。一年之后，宣景琳结束了这段婚姻。

1931年，她共主演了四部电影，其中天一公司的《歌场春色》是最著名的一部，因为这是中国第一部片上发声的有声电影。在片中，她饰演了一个会唱京戏的歌女。为了符合要求，她专门请人教她学说国语，每天勤学苦练。最终不仅国语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从此之后还掌握了一口流利的国语。

她的出演为这部影片赢来了空前的成功和票房，却因为拍片严重耗损了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卧床不起，但天一公司却没有给她丝毫的慰藉和帮助，宣景琳只得到了一笔微薄的酬金。

在二三十年代的影坛，抽大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与六少爷分手后不久，宣景琳也开始抽起了大烟，与郑正秋等人成为同道。郑正秋年轻时体弱多病，为了熬夜写稿沾上了烟毒，从此便加入了瘾君子的行列。

宣景琳原本身体就单薄瘦弱，哪里经得起烟膏的毒害，不久就形销骨立，面色无光了，才二十几岁就已显老态。这时胡蝶、夏佩珍等电影新星已经走红，宣景琳这个所谓“出身低贱”的女演员处境异常尴尬，演艺事业也跌入低谷。

年近三十的宣景琳再也接不到什么主角戏了，对此她没有感到失落，欣然接受了这个事实。她知道自己青春已逝，演不了纯真少女，依然尽心尽力地将自己奉献给电影，哪怕只能做配角，出演只有几分钟的小角色。

在郑正秋的名作《姊妹花》中，胡蝶一人分饰两角的精彩演出是举世公认的，而由宣景琳扮演的母亲则更被传为一段佳话。宣景琳只有27岁，却将一个历尽磨难，性格复杂的老妪演绎得惟妙惟肖，让所有看过她表演的人都赞不绝口。

郑正秋更是不无骄傲地评价：“她是中国电影第一老太婆！”《姊妹花》的成功将宣景琳再次推上了事业的高峰。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她陆续拍摄了《母与子》、《女儿经》、《空谷兰》等电影，再度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

然而一部接一部的拍片进度严重透支了她的健康，本来就没有痊愈的她，在拍摄《大家庭》时再一次在片场昏倒，而这一次，她一倒就是整整三个月。她孤苦伶仃地躺在床上，想念明星公司的同事，但公司却没有派一个人前来探望；她想念她的恩人郑正秋，然而，年仅46岁的郑正秋在1935年与世长辞。

抗日战争时期，张石川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明星公司被炸为灰烬，张石川痛哭倒地，宣景琳咬牙发誓：救我的明星公司被毁，我从此不拍电影！

上海沦陷后，日本人要宣景琳去东京访问拍片，重金聘她出山。她以结婚生子为由，宣布息影，嫁给一位上海有名的中医大夫沈鸿来，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段感情，但这段婚姻因为这个浪荡公子的坐吃山空而宣告结束。此后，她孤身一人住在简陋的房子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五十年代初，已经息影十五年的宣景琳竟被邀请再度出山，在这部名叫《女儿春》的影片中，她扮演了一个老妇人。这是她为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角色很小，没有多少镜头，银幕之下也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这个旧上海的电影明星了，但却让她兴奋不已。

1952年对于宣景琳来说非比寻常，在这一年她加入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老年的宣景琳仍然活跃在银幕上，参加拍摄了《自由天地》、《地下航线》等电影。

1956年，宣景琳与王汉伦等旧上海老明星一起去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三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中南海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宣景琳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1979年参加了第四届全国文代会。

她说：“现在的女演员幸福咧！不愁没戏拍，不怕老板叫侬滚蛋，勿要陪酒陪舞……做社会主义的演员，要生在福中知福呢……”

1987年5月，宣景琳80寿辰。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秦怡、舒适、刘琼等前来祝贺，宣景琳修剪齐整的银色短发精神地别在耳后，使整个人看起来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她向大家说:

“我现在正在思念一个人—她就是胡蝶。我同她两人同年，当大家向我祝寿时，我也想向她祝寿。她现在远在海外，希望她不久能回上海来看看，我们也可以再见上一面。”

两年后传来胡蝶在温哥华逝世的消息，宣景琳怀着悲痛的心情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口述文章《忆胡蝶》，表达了深深怀念之情。

（摘自网络）